幕友，又称幕僚，俗称师爷，于官场中，未经领导授权，手上并没有丝毫权利。然而，在高度集权、讲求人治的传统社会，幕友们往往可以共享高官的权势，充当“权利倒爷”或“二掌柜”角色。这实与当下的“秘书政治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姑且称之为“师爷政治”。

身为权倾咸丰一朝的重臣，肃顺周边围绕着一干汉族“大秘”，时人将核心成员称为“肃门六子”。这六位师爷分别是曹毓英，李寿蓉、尹耕云、郭嵩焘、王闿运和高心夔。此六人各有专长，各司其职，彼此配合默契，火候把握恰当，做局环环相扣，不露丝毫破绽。

然而，师爷虽说能为幕主出谋划策、打理事务，但由于其职业特性及宾主间的私人庇荫关系，若想维持一个高质量的智囊团，官员往往要投入高成本，甚至冒巨大风险，透支自己的政治资本。

清代“绍兴师爷”之集大成者汪辉祖就曾将幕友的职业道德概括为六个字：“慎交”、“自立”、“择人”——即社交活动要慎重、做人做事有原则，宾主关系当适度。不过师爷们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，就如同吸毒成瘾，拼命攥住不放，终致跌入深渊。“肃门六子”之亲身经历便再度印证了这一道理。

有人身陷囹圄。李寿蓉负责核对户部一案账目，公事之余，却知法犯法，徇私贪墨。当时朝廷银库规定只收银号银元，而京城银号普遍存银不足，店主只得上交大钱（即劣质铜铁货币）抵偿，按例户部当一概不收，李却利用职权之便，收取银号老板好处，将大钱归入银库。很快东窗事发，为了避嫌，肃顺挥泪斩马谡，将之押入大牢。尹耕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在郭嵩焘看来，尹不仅“能于背后痛发其隐私”，还颇有点好为大言、以邀时誉的毛病。1858年，英军逼近天津，尹连续上书九封，力主抗战，甚至与郑亲王端华在朝堂争得面红耳赤。尹本想借此塑造刚直清流的形象，熟料令权贵极其反感，迅即被革职遣返。

有人选择离开。王闿运与郭嵩焘，虽都是湖南人，却脾性迥异：王张狂，郭内敛，王极端，郭中庸。如此差异，一起共事，时有摩擦发生。王闿运极力主张严刑峻法整治衰世，故肃顺采用苛政猛法四处“打老虎”。一次，郭嵩焘赴山东巡视吏治，认定该省风气不错，无严重腐败渎职现象。王得知后，在肃顺面前指责郭嵩焘山东一行既没有挖出“老虎”，也没有拍到“苍蝇”。简直是“公款旅游”。这让郭忍无可忍，于是辞职回乡休养。正当王闿运自诩遇到明主，可大展拳脚之际，其友严正基手书一份，借唐代“永贞革新”之掌故劝道：“柳柳州急于求进，卒因王叔文得罪，困顿以死。”（注：唐顺宗永贞元年，王叔文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十人，推进政治变革。宦官集团发动宫廷政变得势后，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，史称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。）王幡然醒悟，找个借口，便溜之大吉，任凭肃顺在暴政不归路上愈走愈远，袖手不理。

有人坑苦主子。肃顺的最大心腹，非高心夔莫属。为了让高早日发迹，肃顺甚至不惜在科场舞弊。庚申年大考，肃顺正好奉命为殿试收卷大臣，担心有人水平超过高心夔，于是决定从中做手脚。高心夔平时才思敏捷，乃有名的文章“快手”，于是肃顺突然下令缩短考试时间，孰料当日高突然手腕酸痛，书写缓慢，发挥大失水准。肃顺“遍觅高卷，乃知亦在撤卷中。”只得列于四等。等到了朝考，早早通过肃顺拿到考题的高氏，再度失常，“又以出韵置末等”，落得个候补吴县知县的闲缺。然而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肃顺科考徇私一事很快招致众怒。

曹毓英乃典型不学有术之政客。起初他依附于肃顺，便是希望大树底下好乘凉。随着形势发展，特别是英法入侵北京，咸丰北逃热河后，竟建议肃顺与政敌恭亲王奕訢一同摄政，遭斥责后，知肃顺“未可终恃”，遂暗地转而投靠恭王，“日输机密情报于奕訢”，而肃顺竟丝毫没有察觉。待到咸丰殡天，军机处班子大调整，曹毓英得知自己未入围，一怒之下，以肃顺等人挟制两官为由，草拟密函。奕訢集团自此便师出有名，正式启动太后垂帘计划。曹毓英反水，实为慈禧恭王叔嫂诛杀肃顺之导火索。

每一拨“秘书帮”的瓦解，其背后不仅牵涉个人仕途之沉浮，也不光影响派系集团之荣辱，更关乎国运之兴衰。若“师爷政治”不除，一帮代替一帮，无法根除政治毒瘤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摘自《各界》第七期王学斌/文）